《佔中成敗難阻香港經濟發展》
文/林匡正（八十後作家，香港書獎首位雙料得主，亞太國際關係學會研究員，著名網台主持人）
「佔中」之後，香港政改結果有四大可能，無論哪種成為現實，對於香港當前的金權體制，都不會有太大改變。但如果民主化程度加深，香港政府為了討好中產和基層，在減稅、增加住屋供應、增加福利開支等方面，應該會有所調整。
香港的雨傘運動，或媒體稱的佔領中環，乃美國的佔領華爾街與台灣太陽花學運的混合。首先，香港的雨傘運動，糅合了美國佔領華爾街的參與式民主、水平性的共識制民主、及直接行動；也糅合了台灣太陽花學運的公民不合作、垂直性的多數決策民主（台灣的太陽花學運，最初由九人小組決策）。與美國和台灣一樣，香港的示威者也是要求社會政治以及經濟制度作一個大轉變。
「佔中」由人大8.31決定引發，對香港的政治改革方案強加很大的限制，例如：特首候選人數目限制在兩至三人、維持由四大界別組成的提名委員會，連泛民入閘的希望也破滅。即使在維穩與民主之間游走的陳方安生與湯家驊等人，也無法接受人大8.31決定。佔領華爾街與太陽花學運，是零八年金融海嘯的延伸，但香港「佔中」，雖然也是要求改變原有社會經濟制度，卻是八十年代起金權制度的延伸。
今次「佔中」和香港政改結果，有四大可能。第一，政府的「袋住先」方案通過，市民有一人一票投票權，卻沒有提名權；第二，是政改方案不獲通過，政制原地踏步；第三，政府和「佔中派」妥協，改良提名委員會的組成，例如由公司票轉為個人票，或間接選舉提委會；第四，「佔中派」大獲全勝，公民提名得以實行。
現在談談「佔中」對目前經濟的影響。由9月28日到10月中，未曾出現大量倒閉、裁員、減薪潮；相反，旅客人數增加了11%，自由行旅客增加了15%，香港股市資金增加七千多億，港鐵票務收入增加了一成以上，甚至在銅鑼灣佔領區旁的百德新街，某舖位月租由原價22萬增加至50萬，租予翠華茶餐廳，可見「佔中」對短期經濟造成巨大破壞的指責並不符事實。
再談佔中對經濟的長遠影響。由於政改方案最遲明年六月決定，上面提到的四大可能，到底哪個跑出，到時便會揭曉。其實無論哪樣跑出，對未來經濟發展都大同小異。大同是指資本化金融制度產生的經濟模式不會因政改而轉變。即使香港人在2017年擁有公民提名權，現有的經濟狀況只會維持不變，因為香港就像英美等民主國家，民主制度以選舉主義為中心，大財團大財閥透過政治捐獻，以及在金權社會的影響力（金權社會即金錢與權力成正比），讓政府和政客成為他們的代理人，在資本化金融制度下維持他們的既得利益，因此美國才會出現佔領華爾街運動、英國才會出現反減支運動來推翻以選舉主義為中心的民主制度。美國社運家格雷伯（David Graeber）認為以選舉主義為中心的民主制度並非真民主。小異則是，經濟成果分配會有所調整，調整程度則因應上述四種不同結果而有異。
民主程度越高對大財團制衡越大
在資本主義與選舉主義糅合下，社會以屬於三級生產的服務業與金融業為主，因此金權社會與資本金融化模式乃必然產物，與以工業為主的時代不同。由於金融與專業服務對從業員要求重質不重量，但一般服務如零售、飲食，則重量多於重質，所以社會容易被少數精英壟斷，造成貧富差距擴大。那些社會精英會透過政治制度來保護他們既有的經濟利益，因此，一般大眾脫貧向上流的機會會收窄，社會階級差別因此將會越趨明顯。
但民主程度越高，對政府的監察也越大，對大財團透過政府來代理的制衡也越大，從而令經濟成果分配及競爭過程相對公平。自從八十年代初期，香港實行有限度土地買賣，社會走向以服務及金融業為主，使大地產商、大財閥與少數金融精英主導香港政治與經濟。九七回歸後，香港政府治權來源由英國改為中共，主導香港經濟命脈的大財團由英資變成中資，零三年SARS後，中資更佔據上市公司數目一半以上。因此特區政府施政，政治上以中央政府為依歸，經濟上唯中資馬首是瞻，因此若政改原地踏步或政府「袋住先」方案通過，令特首候選人同樣由中央欽點，或最少須得中央祝福，特區政府施政亦必繼續以中共、中資、地產商為依歸。故不論經濟發展狀況或模式，皆相差無幾。
縱使公民提名得以落實，或民主化程度大大增加，資本金融化的經濟模式和發展方向也不會變，香港的經濟發展還是會以現有的四大支柱為重心，頂多是文化創意產業比率有所增加，香港的樓市股市還是照舊旺盛。但由於民主化程度有所增加，對政府的監察制衡提升，政府施政需要考慮更多大眾利益，為了討好中產和基層，在2017年及打後兩三年，減稅、增加本地居民住屋供應、增加社福開支，以調節經濟成果的分配，委實在所難免，但大致上經濟發展與現時狀況應差別不大。
《亞洲財經月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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